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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孤独的世界不再孤独

发布时间:2020-07-13 19:33:19 阅读: 来源:继电器厂家

随着北京市行政副中心建设规划的落地,地处通州区核心地带的果园环岛周边比往日多了几分喧闹。因为临近地铁八通线果园站,匆匆的行人来了又去,在阳光和车流中穿梭。

距离地铁站仅一条不宽的马路,就是北京市通州区培智学校,一个由几栋黄色建筑群围合起来的小院显得格外宁静,时光仿佛在这里慢了下来。孔雪梅10岁的儿子,已经在这所学校学习生活了4年。

从儿子1岁8个月被确诊患有孤独症,其间经历了在社会康复机构的种种不适应,直到4年前入读通州区培智学校,孔雪梅才有机会松一口气。从以前带儿子坐公交车都担心他毫无缘由地发脾气,到现在孩子不仅生活能自理,还能帮她做家务,孔雪梅觉得未来充满了希望,一切都在慢慢变好。

4月2日,是世界孤独症日——一个让更多目光聚焦孤独症这一特殊群体的日子。而对很多像北京市通州区培智学校一样为中重度孤独症儿童提供教育的学校来说,与孤独症的相伴不是一天,而是每一天。

慢慢地留下脚步

“现在比较头疼的是带孤独症实验班,班上4个男生、1个女生,全部是中重度孤独症,挑战很大。”27岁的女教师聂宁身姿挺拔、阳光率真,头发随意扎成一束马尾,即使谈起工作中的难题和挑战,也有着“90后”特有的活力,极具青春带入感。

5年前,从北京联合大学特教学院毕业前来通州培智学校试讲时,聂宁绝对想象不到如今的境遇。那次试讲是在6年级的一个班级,班上只有一名孤独症儿童,“当时甚至可以用普小的教学方式,上一堂比较轻松的课”。而如今,从休产假的“师傅”张新荣手中接过孤独症实验班的“接力棒”,聂宁必须让自己快速成长起来。

虽然已经在通州培智学校工作超过10年,李静仍然清晰地记得自己实习那年的惊险一幕。“班上一名七八岁的孤独症女孩,上课时突然要跑出去,我在身后搂了她一下,她用力抓破了我的手,挣扎着跳出一楼的窗户,跑到操场上玩起了健身器材。”李静说,虽然很多孤独症的孩子会伴有各种不可预期的情绪问题,但接近他们、了解他们、陪伴他们成长,也会收获普教教师难以想象的幸福感。

周楠(化名)是李静到通州培智学校第一年接手的孤独症学生。一次,李静到武汉学习,看到孤独症学生自我管理的案例很惊讶,原来孤独症儿童也可以做到自我管理!于是,一回到学校,她就选择性地把学来的办法用在周楠身上。每次上课,都把这节课上的任务用语言、文字、图片等形式传达给她,让她自己选择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每完成一项就发一朵小红花,她可以用攒起来的小红花换取自己想要的东西。“这样尝试着,两三年下来,孩子的不良情绪就改变了,现在这个孩子发展得特别好!”李静兴奋地说。

或许只是一个眼神、一句言语的回应,孤独症儿童的教师们需要用两年、三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陪伴他们,等待他们的成长。因为,每个孤独症的孩子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除了他们自己,原本没有人。

学校教导主任李银环记得有一年,刚开学不到一个星期,就有一位刚接手中重度孤独症班的老师在她办公室里哭了一个小时,说班上学生情绪问题集中爆发,她叫谁谁也不理。“我就跟她说,把你学的知识都用上,一个月以后如果还不行,你再来找我,我给你调岗。结果,这位老师再也没来找我。”李银环说,在特教行业,很多优秀的教师都是因为教了最难教的学生,才成长起来的。

《中国特殊教育教师发展报告2014》显示,从2003年至2012年特殊教育学校生师比指标上看,我国特殊教育学校教师负担有加重的趋势,从2003年每名教师的负责3名学生增加为2011年的每名教师负责3.39名学生,与我国部分省市所规定的特殊教育学校生师比要求还有一定差距。以北京市为例,北京市教委等十部门2013年联合制定发布的《北京市特殊教育学校办学条件标准》规定,培智学校生师比应为2.5∶1,即每名教师负责2.5名学生。

谁来扬起前行的风帆

与此相关联的,是特教教师来源的困境。

聂宁毕业的那年,班上26名特教专业毕业生,有20人去了普教。

“我刚到学校工作时,只有20多名老师,发展到现在的60多名老师,数量增加了,但我们的服务对象也越来越多。全校120名学生,孤独症学生就占1/3,对教师的需求量更大。”通州培智学校校长张卫东毫不讳言教师的紧缺。

作为地处北京近郊的通州区培智学校,教师来源主要集中在两部分。一部分是来自北京联合大学特教学院的毕业生,另一部分就是从农村普教学校调进来的教师。“这部分来自普教的教师基本不懂特教,即使是特教专业毕业的大学生,也需要加强在岗培训,但培训也面临着工学矛盾。”张卫东说。

比起缺编问题,特教行业整体吸引力不强更让张卫东发愁。“即使给我们100个编制,像我们这种郊区特教学校,也不一定能招到好教师。名校毕业的不愿来,适合我们的教师培养单位又不多,况且特教教师只比普教教师多出几百块钱的补助。”张卫东说,如果能给特教行业人才引进出台特殊政策,境况会好很多。

《中国特殊教育教师发展报告2014》显示,虽然在相关政策的支持和保障下,过去10年间,我国特殊教育专任教师由30349人增加到43697人。同时,特殊教育专任教师在所有特殊教育教师中所占的比例也增长了7个百分点之多,但距相关标准还有一定的差距。

2012年,一项针对全国特殊教育学校教职工队伍结构及需求情况的调查表明,75.7%的特教学校中教职工总量无法满足日常教学需求。近年来,随着大量特殊学校的兴建,包括专任教师、治疗师和职员在内的教师缺乏更加明显。

“北京师范大学1986年招收了第一批特教专业的本科生,这也是全国第一个本科特教专业。目前,随着3年前教育学部进行试点学院改革,本科层面已经没有特教专业了。”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特殊教育研究所教授王雁说。

王雁说,目前在大教育学的平台上,特殊教育的相关内容更多是以模块课程的方式呈现,开设了特殊儿童病理学基础、特殊教育概论、孤独症的心理教育与学习障碍等模块课程,但选修者寥寥。“去年5个人选修,今年4个人选修,特教一直属于小众。”

王雁与她的团队在研究中发现,2014年全国特教学校在岗教师4.8万人左右,教师需求方面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调研中70%的特教学校校长都反映教师数量不足,二是因缺乏复合型特教教师而带来的教师结构不合理问题。

2015年8月,教育部公布《特殊教育教师专业标准》,作为特教教师培养、准入、培训、考核的重要依据。“特教教师专业标准出台后,接下来就可能适时出台特教教师资格证书制度。”王雁坦言,发达国家特教师资的培养,对特教和普教的证书都有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提高特教教师水平的一个现实路径。

追寻前路的暖阳

因为知道附近有所培智学校,学校周边的餐厅、超市,孩子们总能受到善良的对待。但一旦离开学校的辐射区域,情况就未必这般理想,有时候这个改变仅仅是跨越了几站地铁的距离。

“一次我带班上的孩子们去体验地铁,一名女生因为对刷卡进站的声音特别敏感,就站在刷卡机外面不敢进来。在果园站就有乘务人员帮忙安抚孩子,说‘小朋友不用担心,慢一点,你能过’,但当坐了几站出站遇到同样问题时,就有人不停地催促,很不耐烦。”聂宁说,对于孤独症儿童来说,可能只是一些过度的注视都会让他们很恐惧。

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底,我国已有特教学校2000所,在校学生近40万人。面对如此庞大的群体,整个社会有没有准备好,以他们最大的善意与宽容,陪伴这一特殊群体的成长?

4年前,北京市海淀区温泉镇一所普通小学,接纳了一名孤独症儿童随班就读。其实,在此前一年,孩子家长提出随班就读申请时,学校是拒绝的,直到第二年家长以5000元月薪从康复机构专门聘请了一名陪读教师,学校才敞开了大门。

全职带孩子7年、陪读2年,后来又被学校聘为助教的经历,让孔雪梅有机会从另一个角度看待孤独症儿童的成长问题。

“由于我孩子是这样的,我必须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在不断学习中,我发现不仅可以帮助自己的孩子,还可以帮助其他的孩子。”孔雪梅觉得,现实中,孤独症儿童及其家庭需要多元的社会支持,希望对孤独症儿童多一些关爱,尝试接受他们单纯的刻板行为,用一个充满善意的社会环境,为孤独症儿童将来真正融入社会创造条件。

孔雪梅坦言,接受完九年义务教育后,孤独症儿童的再教育、就业仍存在不少困难。如果有一天父母不在了,他们的将来将如何依傍?

“让他们真正享受就业、享受劳动的快乐,就需要有真正懂得他们的人来接纳他们。”在张卫东的视野里,当超市理货、洗衣房、洗车房等场所出现了孤独症毕业生自食其力忙碌的身影,才是学校教育的成功。

王雁认为,发展残疾人职业教育的目的,也是希望他们回归社会,能更好地、有质量地生活。而中国的特殊教育起步比较晚,有欠账,对于一些依靠特殊教育无法解决的系统性问题,就需要调动多方的力量。

“我每带一个班,都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一天比一天好。从最初的一节课只能安静5分钟开始,慢慢地增加,一年之后差不多能坐上30分钟,就很有成就感。”在自己11年的特教教师生涯中,李静已经学会了沉下心来、向阳取暖,按照学生特有的节奏体会成长。

聂宁也不时地感受着来自学生温暖的喜爱,“我们班上的小女孩有时候会跑过来,不说话,也不看我,就死死地拉着我。这个时候,我就知道,她是想说她喜欢我”。聂宁的笑容,在阳光下格外灿烂。(记者 柴葳 董鲁 皖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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