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鱼执法困境如何破题

当执法者有意无意为问题企业、商家打掩护、开绿灯，使其成为可持续的处罚对象，就像割了又长的韭菜，导致地方政府监管形同虚设。

新华社近日的一篇报道揭露了许多地方普遍存在的严重的“马后炮”监管问题。报道指出了下面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现行体制下，一些地方监管部门的办公经费和人员工资，要依靠上级返还的收费罚款来“解决”，这多少造成了一些部门和工作人员的“执法为利”。甚至有食品审查员形象地称：“如果说之前爆出的上海出租车运营是‘钓鱼执法’，我们现在就变成了‘养鱼执法’，每天的工作目标就是想着如何完成‘创收’任务。”

养鱼执法现象，不仅严重损害了监管部门的公信力，也在很大程度上消解着食品安全屏障。因为，养鱼执法着眼于利而不是法。或者说，法已经沦为少数人、少数部门牟取私利的工具。在利字大旗误导下，执法权力已经偏离了规范、治理的本位，越出了公共利益的边界，“执法为民”异化为“执法为利”。

当逐利逻辑排挤法治逻辑居于上风，执法行为容易出现选择性，执法过程容易产生集体性盲点，执法力度也会在利益考量中逐渐流失。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会有对造假者不能“罚狠罚死”的怪象，为什么存在打苍蝇可以，打老虎就有被领导谈话的禁忌，为什么“健美猪”能“勇猛”突破养殖、贩运、屠宰、销售等一系列监管环节横冲直撞，“染色馒头”能“幸运”地手持各类合格证登上超市柜台。

有评论认为，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为什么很少有大的食品安全丑闻，并非那里的政府特别能干和廉洁。真实的原因在于企业实在不敢冒这种险，因为其成本往往是不堪承受的。一般来说，在那些国家，企业，尤其是像食品企业这样的事关国民身体健康的企业，一旦发生严重的安全事故，它基本上就不会再有为自己辩解或改正错误的机会了。

倒不是说政府会用行政命令强行关闭它们，政府的确会课以重罚，但那对企业来说通常并不足以致命；关键是各种消费者权益组织的无穷无尽的索赔官司，特别是媒体的持续曝光等，使企业今后不可能再有任何市场生存空间。因为企业根本犯不起错误，于是就非但不敢主动坑蒙拐骗，还必须克勤克俭地时刻进行着自我检查，以防疏漏。

而我们耳熟能详的中国的监管往往恰好相反，常常是把消费者排除在监管力量之外，对媒体和消费者的自发监督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和支持。事实证明，像三鹿和双汇这样的企业，一些政府官员都曾千方百计地想要和正在设法保全它们，可能是因为三鹿和双汇是政绩的重要源泉，也可能是因为如那位食品审查员所说的——要“养鱼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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