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防止官员的权力期权化

目前，退休干部“权力期权”案件频发。有些领导干部喜欢提拔心腹，目的就是为退休后下海经商，可在行政审批、项目立项、企业生产、经营等方面，能够得到这些老部下的关照，获得更大的利益。为此，中国政法大学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胡明教授建议，对退休领导干部去向进行制度性安排，不但可使退休领导干部发挥余热，也有利于预防权力期权化。(据7月3日新华社)

所谓“权力期权化”，简单点说其实就是“放长线钓大鱼”：少数有职有势的领导干部，在位期间为规避监管的风险，为他人牟取非法利益，却不图眼前的直接回报，为日后退休牟取更大的利益打下基础。实际上这可以看成是“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变异衍变，它更强调的不是权力的眼下变现，而是把权力运作当成了一种长远的投资，在位期间付出，退位后再收益。

领导干部“权力期权化”已成腐败黑洞

权力期权化现象一旦蔓延，官场生态必将会被扭曲。其实官员退休成“自由官员”的权力期权化现象，如今是在不断蔓延。退休官员为何还能成“自由官员”？这是因为他们的部下、同事仍在位，甚至他们一手提拔的人大权在握。企业高薪聘请退休官员，当然是他们仍然能办事，能为企业获得资源，这显然是权力在延续。另一种是官员在位时就“放长线”，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将来的利益做交易，这是说官员在与利益方“权钱交易”时暂不兑现，而待到离职或退职后，到对方的企业或机构接受所谓的聘任，甚至从事与原任职务管辖业务相关的营利性活动。比如深陷“污染门”的紫金矿业，有福建省上杭县政界多位退休领导干部在此任闲职，且领着十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的年薪，还有原地矿部前总工程师、中国地质科学院院长陈毓川，福建省国有资产管理局局长、福建省财政厅副厅长林永经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有媒体对A股所有上市公司高管进行筛查后发现，有34家上市公司共聘请了23名证监会前官员担任高管。应该指出的是权力期权化时间跨度长、权钱交易极其隐蔽，加之有受对方“热情邀请”等作为幌子，极易逃避监管和打击，成了当前民众围观的又一个腐败问题。

有人说，从“我爸是李刚”到“我叔是金国友” ，都是权力的纵深。值得关注的是李启铭的嚣张是因为有个现任公安局副局长的亲爸，而金建兄的嚣张底气竟是来自于一个退居二线的叔叔。由此可见权力期权化的效应，期权化的权力同样可以让人疯狂。

原国务院副总理吴仪，按时退休，潇洒谢幕。她说退休后不再担任任何职务，“希望你们完全把我忘记”。事实上，我们忘记不了她，不仅仅是因为她的心底无私和高风亮节，她的“裸”退成为一种标杆，而是一些官员退休后，依然迷恋权力，对权力公正运行进行不当的干扰，利用权力期权来搞腐败，与她的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当然，能自律的人毕竟不多。因此，要消除退休领导干部隐性的“权力磁场”，前提是对在职领导干部的权力进行有效约束。虽然《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但现实之中又有多少退休官员在遵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成言说：“目前地方党委、政府对在职领导干部监管相对较多，而对退休领导干部，几乎没有有效的监督规范手段。”也就是说，他们大多处在监督的真空中。

种种迹象已表明，领导干部“权力期权化”已经成为一大腐败黑洞，预示了腐败发展的一种新趋势和新动向。中国政法大学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胡明教授说：“对退休领导干部去向进行制度性安排，是法治社会应当考虑的问题。”虽然我国干部退休制度一直处在不断的完善之中，但对领导干部退休后的去向，却缺乏一个完善的制度性安排，这加剧了退休领导干部对未来的不确定感和担忧，也加剧了权力期权化的风险。由此，应借鉴一些发达国的先进经验，对退休官员从业要有受限范围，同时要加快制订官员及其配偶、子女的财产申报规定。这样才能更好地让退休官员发挥余热，继续服务于社会，也有利于预防权力期权化。（凤凰网/洪巧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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